編者按：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在2013年兩會期間強調，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要敢于啃硬骨頭。但改革攻堅的前提是對中國國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認識。華爾街日報中文版將陸續刊出維也納大學朱嘉明新書《中國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的內容。本文是第六個“關鍵問題”──“關于城市化和城鎮化”。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大躍進。人們對于城市化的前景普遍抱樂觀態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說過：影響未來世界的是兩大經濟事件，一是美國高科技發展，一是中國城市化。2011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 51.3%，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城市化進入關鍵發展階段。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之后，政府、學界和媒體，將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寄托于城鎮化，并且形成了輿論熱潮。中國的真實情況是：城鎮化和城市化已經不可分割，而城市化已經逼近極限。這樣的判斷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城市的擴張和小城鎮空間的喪失。中央政府自 1980 年代初期以來的各個五年計劃或規劃，都重申實行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衛星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城市發展戰略”。但是，中國的城市化基本背離這樣的戰略和規劃。這是因為，實行“縣改市”和“中心組合”模式，急遽壓縮了小城鎮的空間。同時，已有的城市用地空間不斷擴張，不僅中心市區擴大，市區邊界和市域邊界重合，而且增加各種類型的開發區和新區，將城市周邊的鄉鎮直接吸納到城市體系之中。
   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在各地大城市擴張速度不斷加快的同時，中等城市個數與人口規模也在增加和擴大。不僅如此，大都市和城市群主導的城市化新格局正在形成。所有這些事實，反應在相關的統計上，就是城市數目持續增加，而鎮的數目相應減少。在表面上中國的城市化似乎與世界的城市化歷史，特別是大都市化和城市集群化相一致，但是，就其土地成本、資本來源、政府作用、形成方式和機制，以及受益者等方面都與世界城市化的內涵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城市化或城鎮化和農村空間減少、農業用地惡化。城市化的主要動力是擴大城市占地面積，表現為房地產業擴張。政府通過征用農民土地，縮減集體土地，擴大國有土地。十數年來，城市化通過“滅村運動”，實現了對農民土地的大規模和高速度地再剝奪。 2012 年 2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提供了一組資料：在 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間，中國的行政村數量，由于城鎮化和村莊兼并等原因，從 100 多萬個銳減到 64 萬多個。根據另一個統計口徑：中國從十年前的 360 萬個村落，減少到現在的 270 萬個，也就是說，在過去十年間，每天消失 80 至 100 個村落。在沒有消亡的村落中，還有很高比例的“空心村”，即所謂的產業空、青年空、住房空、鄉村干部空。如此下去，不僅是農業用地還在不斷被侵蝕，流失和破碎化，而且是農村的空間急遽減少，農村繼續凋敝、衰落、消亡。廣大農村人口正在失去自我存活的最后保障。
   第三，城市化難以持續地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中國現階段的城市化，或者城鎮化，已經和工業化逐漸分離。以北京、上海、天津和廣州這樣的大都市為例，在城市規模擴張的過程中，不但沒有增加第二產業，而且是排擠第二產業，那種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民進城當工人的傳統模式不復存在。城市的就業機會主要集中在服務業，農民缺少競爭優勢。特別是，在城市的生存成本過高，這是絕大多數農民所無力承受的。會有這樣的時候，當城市房地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期過去，城市不能繼續為農民工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農民工又難以在城市自主就業，而原本的家園已經消失或者衰敗，重新成為農民不再可能，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會成為流動型“失業人口”，數倍于城鎮的失業人口。這種農民工失業群體將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第四，城市開發強度正在逼近極限。城市開發強度是指一個區域當中的城市占有空間的比重。中國山地和高原占國土面積的60%，平原面積低于 40%，適宜工業化和城市化開發的面積大約在180 萬平方公里左右，扣掉必須保護的耕地和已有的城市用地，中國今后能夠進行城鎮化和工業化開發的面積不過是 27 萬平方公里，不到全國陸地國土總面積的 3%。這就是極限。從個別城市化地區看，開發強度已經過高。上海的開發強度已經達到 36.5%。北京的開發強度接近 48%。而倫敦城市開發強度不過是 23.7%，東京城市開發強度最高也只有 29.4%。開發強度過高，說明在一定空間內集聚的經濟和人口規模過大，同時意味著生態空間和農業空間的相對減少，意味著提供農產品和優質生態產品的能力在減弱。
   第五，城市的生態系統日益脆弱。水資源是城市產生和發展最為基本的條件。古今中外，莫過如此。但是，自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城市的水資源供需矛盾不斷升級，缺水范圍擴大，缺水程度加深。目前，在全國 660 個城市中，缺水的城市超過二分之一，嚴重缺水的超過六分之一。同時，城市的水資源品質因為水污染蔓延而惡化。城市化進程既是農業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也是生態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所有這些，說明城市化的生態系統也在逼近極限。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城市化，不是市場經濟推動的結果，沒有經歷傳統城市的自然發育和成長過程，而是政府人為推動的結果，更像“城市化”運動，有著顯而易見的“揠苗助長”痕跡。這樣的城市化，不是緩和區域發展的不均衡，而是拉大區域經濟的失衡；不是提高空間經濟積聚效應，而是造成土地資源嚴重浪費、密度減少。在城市化過程中，形成了以房地產業為核心，包括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參加的利益集團，不斷外推城市邊界，刺激地域級差，共同分享因為城市化所形成的財富果實。有人說，房地產業綁架了城市化，并不過分。
   如果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依靠新的一輪“城鎮化”，無疑是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重復過去二十年城市化的模式，形成一次波及窮鄉僻壤的“城鎮化”運動。所不同的是，此次“城鎮化”需要突破城鄉“二元制”戶籍制度，實現農業人口的市民化。各級政府不僅需要向農民提供物質生活條件、就業環境和就業機會，還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可以肯定地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城市化和城鎮化將全面遭遇因為資本、空間、生態和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極限”的挑戰，不能夠克服和超越這些“極限”，關于城鎮化的經濟潛力之說，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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