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轉型國家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不斷深化。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強調物質利益在調集工人農民積極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著計劃經濟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來調整農輕重的比例；后來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強調“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當時的定位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只是幾個字的改換，不過這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中國經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打下一個非常堅實的制度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再次強調“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論斷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所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發展中國家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從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風險和成本比發達國家低很多，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數倍于發達國家。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長3%。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善于利用后發優勢，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10%。
可是從經驗事實來看，從二戰后到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然后進入到高收入（臺灣與韓國），只有十三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是西歐周邊和發達國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歐洲國家。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二戰后的發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強調通過政府干預來克服市場失靈現象，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也就是高度強調政府在資源動員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視了市場。結果以對市場的各種扭曲建立起來一些先進的產業，但是，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盛行，經濟發展的績效很差，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世界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學的第二版-新自由主義盛行，強調市場，忽視了政府的作用，主張采用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結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國家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在同一時期，有少數經濟體取得了成功，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場”，也有“有為的政府”。為什么有效的市場很重要？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是一個國家在國內、國際市場形成競爭優勢的前提。企業追求的是利潤，只有在充分競爭、完善有效的市場體系之下形成的價格信號，才能使企業家按照當時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技術、產業的選擇，從而使整個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為什么有為的政府也同樣重要？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和制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隨著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上層制度安排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和上層制度的完善不是一個企業家單獨能推動的，必須要由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組織協調相關企業的投資或由政府自己提供這方面的完善。另外政府還需補償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過程中先行企業所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樣技術和產業才能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不斷順利進行創新和升級。所以，一個發展成功的國家必然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再加上一個有為的政府。
對于轉型中國家，有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轉型中國家因為過去所采取的戰略，遺留了一批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對這些企業的保護補貼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則會帶來大規模破產、失業，造成社會和政治不穩定，需要政府給予原有的產業一些轉型期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轉型中國家由于過去政府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導致基礎設施非常差，同時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揮積極作用去克服。
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漸進的雙軌制，即一方面對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給予必要的保護和補貼，另一方面放開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準入，讓市場發揮作用。這樣一個轉型方式使得我們能夠維持穩定和快速的發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最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斷惡化，腐敗現象越來越普遍。其原因在于為了保護、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業，我們保留了一些對價格信號的扭曲，比如通過金融抑制人為壓低資金價格，將金融資源主要分配給國有和少數非國有的大型企業。這相當于給大型國有企業和這些比較富裕的群體提供了補貼，而補貼這些大企業的是把錢存入金融體系，得不到金融服務而且相對比較窮的中小企業、農戶和一般家庭。對于能拿到資金的企業來說，因為資金價格相對便宜，所以投資的是資本相當密集的產業，這樣的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少，從而也會抑制勞動需求和工資，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此外，資源價格也偏低，誰能拿到資源開采權誰就能馬上致富。這些扭曲都創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尋租的行為，導致腐敗貪污。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家，資本十分匱乏。當時以對市場的干預、扭曲給這些資本密集型大型企業保留一些保護、補貼是維持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必要，屬于“雪中送炭”。經過34年高速發展，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已經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在這種狀況下，繼續保留那些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為了“錦上添花”，導致的結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蔓延。
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意味著需要消除對市場所遺留的一些干預、扭曲，讓資源由市場進行配置，這樣一方面能夠讓經濟更好地按比較優勢發展，另一方面可以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遺留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還應該發揮好的作用，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穩定，克服市場失靈，因勢利導地推動技術、產業、技術、制度等結構的變遷。
如果能這樣做，中國經濟還可以持續、穩定、健康而且比較快速的發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幣升值很可能可以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達到人均收入12700美元，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邁出堅強的歷史性一步。
李玲：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新改革新在哪里？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是我國未來十年的改革藍圖，中國開啟建設現代國家制度。創新之處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創新之一，明確改革目標和價值取向。在過去，改革目標講得不多。本次明確提出，以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提高人民福祉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且各個領域的分目標也非常清晰。經濟領域，要實現更有效率、更公平、更持續的發展；政治領域，要實現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文化領域，要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社會領域，要做到更好的保障民生、促進公平正義；最后，還要保護生態文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這是一個五位一體的綜合改革。明確改革目標之后，使改革有了明確的評價標準，可以不再迷信任何一種手段。
十四屆三中全會集中于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本次會議上，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比來看，可以說改革從當年的市場取向，進入國家治理取向。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些年來國家的宏觀治理能力不斷弱化，各方面改革的碎片化，缺乏整體國家制度。
創新之二，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得發揮作用。二者之間并不矛盾，反而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個提法針對的是政府過度介入市場行為。近些年，出現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現象，地方政府為了增大GDP，大舉招商、大拆大建，依靠行政力量推動土地流轉和兼并。本次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讓政府不再作為市場行為的推手。另一方面，本次提出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實際上是拓展了政府行為的定位，改變了政府僅僅是守夜人的看法。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持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督，維持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強化宏觀管理等。這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有兩只手不是一只手。此次改革被稱為是升級版，意味著中國正在走全新的路。從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思想來看，當前最前沿的經濟學理論就是如何把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結合起來，其代表就是2012年經濟學諾貝爾獎頒發的“市場設計理論”（marketdesign）,此前沿經濟學理論認為，政府和市場非此即彼，二者之間的有效合作才是正確的方向，而新的手段就是信息化手段，在信息平臺上未來的市場同現在的市場不是一個概念，而未來政府去管理市場也不像現在進行單純的行政審批，政府可以利用充分的信息制定好的規則，并充分注重參與者的個體差異，而非僵硬的指令經濟。那將是一個個充滿活力又運行有序的新型市場形態。
創新之三，清晰區分五大改革的界限。過去片面側重經濟改革，用經濟改革的邏輯指導其他改革。本次會議一方面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不再把“市場經濟”作為唯一的改革目標，而是僅僅作為五大改革目標之一。這五大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創新之四，由黨中央而不是行政部門統籌五大改革。主要標志是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務院各部門都是執行者，體現決策、執行、監督分開。近些年，我國存在著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現象，僅僅行政部門推動改革的力量有限。本次會議改變了改革的指揮部，加大了改革的推力。另外，五大改革應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由黨中央統籌改革有利于改革的協調推進。比如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考慮社會影響，深化其他方面改革可以促進經濟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奠定基礎。
創新之五，事權責任適度向中央集中。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目前醫療、教育等職責過于集中在基層，特別是集中在縣級，而每個縣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財政狀況完全不一樣，導致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非常大。事權責任適度向中央集中有利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創新之六，協商民主。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本次會議提出，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當中。像醫改這種重大的公共政策是通過廣泛匯集民意民智，協商制定，是一個選事而不是選人的民主制度，能夠確保改革正確的價值取向，抵御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
創新之七，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涉及每一個人的利益。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有利于應對方方面面的挑戰，比如全球化要求要素自由流動帶來的挑戰。在此基礎上，還可以把安全的內涵擴展，包括意識形態安全、能源資產安全、產業安全、健康安全、文化安全等，從而促進在開放條件下對人、對社會、對自然的保護。
創新之八，改革方法采取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頂層設計是實現目標的制度安排，中央確定目標方向和原則方案。地方探索實際路徑作為一種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允許試錯、政府可控的中國式改革，既使中央政府把握方向和目標，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方法和路徑。
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方面，會議決定也有不少亮點，注重“整體協同”，統籌推進醫療保障、醫療衛生、公共衛生、藥品供應、監督機制綜合改革。這是對安徽基層醫改思路的肯定和推廣，下一步要把地方醫改的經驗升級為城市版。會議決定對醫務人員激勵機制的問題上有重要突破，一方面建立科學的醫療績效評價機制，一方面建立適應行業特點的人才培養、人事薪酬制度，要求去行政化。
新改革新在它的全面性、全局性和全民性。改革文化從過去的碎片化、分權讓利轉向綜合、整合、協作。新改革帶來的挑戰非常大，“分”是比較容易的，而“合”比較困難。新改革改的挑戰是配套方案如何制定以及如何落實。需要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機構，真正凝聚全民共識。
姚洋：中國不可能復制新加坡模式
去年十八大召開后，社會各界對改革的期望都很高。三中全會的決定在很多方面是預料之中的，比如二胎政策、戶口制度改革。這些政策都會影響千千萬萬的家庭，改變未來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格局。
不過，也有不少三中全會的決定是超預期的，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黨內設置改革領導小組，以前改革是國務院的任務。現在成為黨的任務，這一改變極其重要，充分表明黨中央對于改革的重視。第二，設立了改革時間表，明確規定2020年完成所有改革。過去通常不設置時間表，因為設置時間表就相當于自縛手腳，如果到時改革沒有完成，就可以進行問責。第三，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這也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如果公報里的改革都能實施好，到2020年經濟結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制造業在就業和GDP中的比重都會有所下降，經濟增長會更多依賴國內消費，中國會成為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和真正的市場經濟，盡管政府的作用還會非常大。
在政府職能方面，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審批過度。以老太太賣雞蛋為例，100個雞蛋里可能有1個壞雞蛋，為了挑出這一個壞雞蛋，就要把100個雞蛋都拿出來檢查一遍，費時費工。所以，過度審批對經濟的傷害非常大。第二，政府特別愛挑選勝者。比如企業可以申請科技部的資金，政府決定把資金給誰。以前只有國有企業可以申請，如今私人企業、外資企業都可以申請，這是一種進步。但是這些資金的使用效果卻沒有人追究。在美國過去的二三十年間，能讓我們記住的是比爾蓋茨和喬布斯。在他們創業初期，有眾多創業者和他們處于類似的處境，但99%的人都失敗了。市場淘汰機制通過如此高的失敗率創造了一個比爾蓋茨、一個喬布斯。政府再厲害也很難挑出最終會成功的1%，所以挑選勝者的做法注定會失敗。第三，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大，造成了重復建設、過度投資、環境污染等很多嚴重問題，成為整個經濟的“腸梗阻”。
歸根到底，政府主導經濟的最大問題是信息問題。我們相信絕大部分政府官員都是為民做主的好人，但是再好再聰明的人也無法知道13.4億人想干什么、近千萬個企業想干什么。哈耶克留下了一本影響深遠的書--《通往奴役之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論點就是，政府永遠無法解決信息問題，計劃者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企業該生產什么。這么說有些絕對，實際上政府的作用應該是分階段的。在古代社會，勞動分工很簡單，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政府只需要提供軍事、水利、救災三項服務就可以了。但現代社會不一樣，我們已經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要建立創新式國家，需要一個開放的體制。
本次會議在經濟改革方面做足了功夫。以減少審批為例，以前三千萬以上的投資要先到發改委審批，現在只要企業的投資不涉及國家經濟命脈一律可以自己去做，除了負面清單上列的行業其他都可以做。金融領域表現得更加明顯，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銀行體系，開設中小銀行。這是巨大的進步。
對于一些改革領域，本次會議沒有詳細的涉及。這些領域包括哪些？這也很值得分析。其中一個領域就是如何約束政府。盡管提到了不少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措施，但還可以更加系統深入。一個創新型社會，一個完備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定的政治機制和經濟民主來配合。經濟民主不是指所有老百姓都參加經濟管理，而是要把資源放在社會里，由社會而不是政府來配置資源。
新加坡模式很好，政府高效廉潔，經濟發達。但是中國不可能復制這種體制，因為新加坡的人口與面積還不如一個海淀區。如果采取他們的模式，就會造成政府責任無限大，無處不在地管理一切事情，不能容忍任何小的沖突或社會不穩定，社會活力就要下降。
本次會議是個劃時代的事件，注定要像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是就像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一樣，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有些問題沒有解決，留待我們繼續努力。
盧鋒：宏觀調控體系仍未定型或與轉型期實踐矛盾有關
我先從改革史角度簡略評論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意義，然后側重討論如何實現“決定”提出的“科學的宏觀調控”目標。
過去35年中共召開了八次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歷史轉折點，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出現代化改革動員令，又通過促進農業發展的決定草案。此后七次三中全會每逢單雙屆的議事主題會有規律變換。具體而言，逢雙屆三中全會聚焦體制改革，如第12屆、14屆、16屆、18屆三中全會都推出體制改革決定；逢單屆三中全會則主要論農業農村發展或其他問題。會議主題變換其實反映了中國體制轉型動力學特點，凸顯農業農村問題的特殊經濟與政治影響，也顯示高層面臨危機靈活調整的務實方針。
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四次體制改革部署，總體來看實施得都很成功，對推進我國改革發展發揮了決定性指導作用。具體效果也有所不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歷史性破冰成效，農業改革成果超預期。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把改革引向城市，開創八十年代全面改革新階段。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為九十年代財稅、金融、國企改革以及入世全面開放奠定政治基礎。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多領域惠民式改革與邊際性改革上成就顯著，不過在一些需要“啃硬骨頭”關鍵領域改革相對滯后。
在上述背景下，本次三中全會決定具有超出具體內容的特殊意義。改革決定確定六大領域改革議題，部署十五個方面改革任務，亮點頻頻，新意迭出，含金量高，不負眾望，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另外從改革史角度看，會議決定表達決策層深化改革涉險犯難和勇于突破的決心，成功達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與營造改革氛圍效果，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會議決定顯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不僅需要邊際性調整或修補潤色，而且需要重點突破、全面深化、啃硬骨頭、一鼓作氣。這個認識飛躍對成功回應改革進程“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戰不可缺少。
下面探討決定有關宏觀調控論述。與歷次改革決定一樣，如何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改進和加強宏觀調控，也是這次改革決定涵蓋內容之一。決定提出“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把“科學的宏觀調控”看作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之一。決定指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在宏調方法上，決定要求“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
簡略回顧歷史有助于理解宏觀調控新表述的新意。計劃體制下國家全面控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雖有全局與局部之分，卻無宏觀與微觀之別。宏調調控理論與實踐是改革時代產物。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有計劃商品經濟”概念，要求“逐步健全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節體系”。1992年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同時第一次提出宏觀調控命題：“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求“健全科學的宏觀管理體制與方法”。
十四屆三中全會體改決定闡述了宏調目標和方法。“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宏觀調控主要采取經濟辦法，……建立計劃、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機制，加強對經濟運行的綜合協調。”
中共十六大以來十余年，更多強調“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要求“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計劃提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以及需要配套實施的經濟政策；……運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并與產業政策相配合，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由此可見，最新改革決定明確以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主要宏調手段，提出宏調目標制定和實施機制化，體現決策層宏調理念的重要創新。針對危機后形勢演變以及我國參與G-20峰會實踐，要求“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顯然也是全新表述。再提“科學的宏觀調控”，折射高層意識到需系統反思與應對這個復雜問題。
成熟市場經濟下宏觀政策對象主要指總需求管理與穩定政策，主要針對國民經濟或開放宏觀經濟的總量關系與平衡，宏觀政策具有相機抉擇特點，宏調職能部門也比較有限。我國經濟20余年探索仍未能使宏調體系基本定型，可能與轉型期宏調實踐的一些特點與矛盾有關。
我國對宏調概念和對象界定比較廣泛，不僅包括總量平衡而且涵蓋結構調整和優化目標；為此在政策工具上就需要借助計劃、產業政策等多樣化工具；在政策實施主體上表現為很多部門參與宏調形成“九龍治水”局面。這樣對象廣、工具寬、主體多的格局，有施政靈活的便利性。然而宏觀波動有短期變異度較高特點，宏觀調控有相機抉擇特點，這些與結構演變和產業政策取向比較穩定的政策內容難以兼容一致，實踐中難免導致宏觀調控微觀化與過多干預難根治。
也就是說，如果宏調對象過廣、宏調工具過寬、宏調部門過多，許多政府部門在很多場合能隨意“以宏調名義”干預投資、信貸、準入等方面微觀經濟活動，健全完善市場經濟秩序目標就會落空。具體宏調舉措是技術性與短期性問題，宏調規則、范圍、方法則是體制性和長期性問題，在經濟運行層面定義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的真實關系。
宏調科學化與體制市場化具有雙向關系：體制市場化程度制約宏調科學化程度，同時宏調寬泛化微觀化也會固化甚至強化體制中非市場因素與結構，不利于實現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所未有新舉措，決心“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必將為破解科學宏調難題提供歷史新機遇。。
貫徹落實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在實踐中動態豐富與發展新的改革議程，就能實現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標。市場經濟體制健全成熟之日，也就是科學宏觀調控目標實現之時。屆時“宏觀調控”這個體制轉型期的特色名詞，其中帶有計劃體制遺跡的“控”字或許會被揚棄，采取“宏觀調節”或“宏觀管理”之類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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